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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与金融助力的定位——基于建设银行实践的连续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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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志凌

2021年初,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脱贫摘帽不是反贫困战略的终点,如何以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指引,紧紧围绕“乡村富裕”是中国反贫困的基础建设,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使之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新的战略目标。谈起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金融是不能缺位的,但金融家怎样深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金融到底发挥什么样的应有作用,并不是公开表态与增加贷款那样简单。2019年,我曾经围绕“三社合一”问题到重庆进行专题调研,特别是与重庆市供销合作社以及乡村专业合作社的专家进行了深度座谈,形成了一些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和金融如何助力的定位思考:一是金融家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用战略思维。二是支持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是各界的共同使命与责任,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需要新思维。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变革,农业、农村、农民已经不同于往日,展现出了对金融服务的庞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必须直面当前“三农”问题的社会痛点,由单纯的被动的资金投入变成积极主动的金融赋能。三是金融与非金融合作很重要。不仅要寻求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寻找那些理解农业、深耕农村、与农民关系密切的经济组织,譬如供销社、信用社、专业生产(服务)合作社就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尤其是组织化的供销社更了解农村、更了解农民、更了解基层政府,基于这种了解提出解决问题的清单和工作方向,将更有利于银行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大型银行与深耕农村的经济组织密切合作,可以双方(多方)优势互补,针对“三农”问题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探索新的实践模式。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安排既是基于现实需求,也是着眼于长远发展的考虑

金融家对于特定行业重要性的认识往往来自该行业的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一些金融家对于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比较被动。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主要与对于现代农业的经济地位理解不深,对于农村现状严重掣肘中国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有关。

教科书对于农业的定义大概是:为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农业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获得的产品是动植物本身,因而把利用动物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各部门统称为农业。在统计意义上将农业区分为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前者是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的生产活动,后者是除了狭义农业之外还包括林业、渔业、畜牧业和采集业,一般都与解决人类温饱的经济活动直接相关,号称“经济基础”。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农业发展朝着产业越来越深、行业越跨越广的方向不断迈进,农业的地位已经不仅仅是解决肚子的民生问题,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基础。随着农业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农业产出不再受自然生产力约束,越来越呈现出工业化的趋势;社会对于农业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狭义的衣食与温饱,大量的农业产品将走向深加工,农业行业所输出的产品将会是其他众多行业的基础原料,农业将成为一项基础性产业。历史上,化石燃料工业曾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基于原油、天然气、煤炭所深加工出的产品成为整个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展望未来,农业的广度和深度将超出人们的想象,现代广义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会逼近传统工业,也不是天方夜谭。由此我们还发现,目前关于农业GDP的计算范围并不完善,广义的农业产值除了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之外,应该包括农药化肥、农机农技、涉农物流仓储等农业服务业,以及动植物萃取加工等材料工业产值。基于上述标准计算的农业产值,才能呈现出农业应有的现代经济地位。对于重视习惯性行业关联和供应链效应的金融家来说,现代广义农业的市场经济规模是狭义农业甚至传统广义农业永远无法相比的。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和全面脱贫攻坚战成效逐步显现,我国农村蕴藏的强大内需潜力不可忽视。一是农村潜在消费空间巨大。202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3.03万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1.59万元,仅为城镇居民的52.5%。随着我国逐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农村消费观念不断更新,物流设施不断完善,包括家电、家居、汽车等大件商品在内的购置和换新需求将进一步释放。二是“三农”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空间广阔。2020年,农业农村部等7部委联合印发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政策文件,明确11个补短板重点领域,推动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19.5%,高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6.8个百分点。2021年,我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4.2个百分点。考虑到疫情影响、各地财力吃紧,这尤为难能可贵。三是广义农业所输出的产品已成为其他众多行业的基础原料,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的特征更加明显。敏锐的金融家应该不难发现乡村振兴的巨大市场机会以及广义农业蕴藏着的前所未有金融价值。

从实践上来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但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总体比较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体现。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万元,是农村居民的2.51倍。其次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巨大。医疗方面,我国超70%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只占不到30%;教育方面,农村居民人均教育费用约为城市的1/4。

二、理解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特殊任务,解决农民困惑与乡村治理需要立足实际

发达的大型经济体(例如美国、欧盟)的实践表明,强化现代经济的基础依然需要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广义农业,而在中国要发展现代广义农业,不仅仅是拓展农业广度、挖掘农业深度,更重要的是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问题,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量化的角度去理解重要性,而应该从“前提”的意义上去深刻理解。对此,社会各界的共识已经达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切实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经过几年的观察,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学界人士已经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切实考虑农民的真实需求,并采取农民可感知、可接受、可持续的方式。调研中强烈感受到,现在农村的突出问题是从事狭义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收入低,不稳定,与到城镇务工收入相去甚远,而单纯依靠政府资金的补贴性投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与农业发展的动力疲弱问题。持续的实践观察不难发现,一方面是广义农业的市场需求巨大,投入产出比远远高于狭义农业,获得平均资本回报率并不难;另一方面是现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甚至资金与技术等要素资源都不构成对发展广义农业的供给约束,怎样从狭义农业走向广义农业,根本或主要原因是“能力”问题。只有向农民广泛赋能,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推动种植业养殖业革命以及农业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不断增加农业产品的经济附加值,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现代农业无法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建设问题。一提到农村建设,大家自然想到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明面上的。我们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发现,我国农村建设的潜在问题是组织化水平过低的短板约束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组织水平相对较弱,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农业生产力难以进一步激发。农村稳定还关乎社会长治久安。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即便城镇化率达到现代化进程较高的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三农”都是稳定的基础。“三农”发展不好,缩小城乡差距、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经济安全等都无从谈起。尤其是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其行为与精神状态虽然与所在城市和工作环境有关,但深层次的牵挂仍然是出生的乡村和留在乡村的家人。

现代广义农业必须依托发达的产业组织和治理有序的乡村组织。振兴乡村的目标也不能局限于美丽的外表,提升农村组织化程度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加强农村基层党政建设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发挥村民生产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作用,可以将其作为党的组织和行政机构在农村地区发挥组织作用的有力补充,尤其是供销社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在推进农村组织多元化,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促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不仅要全面兼顾,更要直面重点领域的突出“痛点”

服务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要坚持全局思维,又要着眼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薄弱环节和关键短板,结合实际把握工作重点,做到有的放矢。基于我们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和对于农村与农业现状的实地考察,在乡村振兴政策制定中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深刻理解农业产业现代化,聚焦深度农业问题。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持续提高,显著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而言,我国农业产业化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农业产业链条短,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不够,附加值不高。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约为2.4∶1,而发达国家普遍在4∶1以上。农业深度对特色农业的推动力显著。以重庆为例,奉节脐橙榨成橙汁,产值平均提升近250%,涪陵青菜头精加工制成全国闻名的涪陵榨菜,产值约为原来的4倍。二是科技对农业产业化的带动作用整体偏弱,农业投入产出比大幅低于发达国家。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约为61%,落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三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整体不强,普遍规模较小、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不足。以重庆为例,目前重庆有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约1150家,其中产值10亿元以上的不足40家,50亿元以上的4家,100亿元以上的仅1家。从是否上市来看,目前重庆有A股上市公司63家,其中农业行业上市公司数量为零,与农业相关的仅有6家,占比不足10%。

(二)高度关注农业经营组织化,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三农”问题底层矛盾。与欧美等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经营主要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组织化水平相对较低,存在着零散化、分散化的问题,农业效率的天花板较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经营户约2.07亿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仅398万户。松散的组织形式和零碎的耕种面积不仅限制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也导致过多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比如我国户均农业土地经营规模为7.8亩,仅约为日本的1/4、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7%、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美国的1%。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进一步提升农业经营的组织化水平,开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农村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另一个表现是利益联结松散、稳定性不高导致产业纵向融合难度大。一是从公司+农户或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看,大部分地区目前的利益联结机制仍以订单农业为主,而且订单农业违约率较高,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紧密型利益联结方式比例很低。二是从土地流转到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的模式看,农户土地流转主要收取流转租金,农户受聘在规模经营主体中打工也主要按工作时限支付劳务费,农户与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不紧密,导致了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年限不长,农户看到经营主体获利后违约不再续租等问题时常发生。三是农村人才的匮缺限制融合的精细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缺乏专业性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人才的集聚规模效应未体现。一方面懂经营、会管理的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不多,另一方面目前具体从事农业生产的仍以50岁左右的老农民为主,多数目不识丁,农业生产靠经验、靠体力,科技的结合程度非常低。

(三)重视农业农村基础投资的社会属性,以社会经济效益标准解决农业农村建设存在的诸多硬件短板。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特点,决定了农村基础投资具有高度社会属性,投资效益评价只能以社会经济效益为主。譬如基础设施现代化方面,超过20%的耕地因交通不便等制约而成为低产农田,大量农产品因冷链物流设施网络不健全无法有效储运而导致滞销。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进程缓慢,也导致农业生产缺少必要的跨周期调节工具。一方面,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种养殖窗口期短,生产过程几乎不可逆,很难根据下游的需求状况做出灵活应对。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农户经营为主,跟风行为非常普遍,供需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严重的供需失衡问题。而现代化的物流仓储正是匹配农产品供需,熨平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有效工具。

生活设施便利化方面,约10%的行政村没有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30%的农户没有普及卫生厕所,70%以上的农村生活污水未得到有效处理。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乡村学校硬件弱、农村教师紧缺问题较为突出,很多乡村幼儿园开不了音乐课、美术课;乡镇卫生院设施条件和医务人员明显不足,在全国占比不到11%;农村市场化社会化养老服务欠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滞后。

(四)高度关注农村治理的科技手段短缺与落后问题。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村偏封闭保守的社会格局逐渐被打破,传统“熟人社会”治理体系面临挑战,乡村治理需要进一步提高预见性、精确性、高效性,向智能化迈进。整体来看,我国农村治理科技化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是乡村治理科技投入整体薄弱,成熟的智能化治理工具和手段比较少、覆盖度不够,同时部分地区网络等基础设施不完善,不具备实现信息化的基本条件。二是部分地区虽然利用现代科技尝试建立乡村信息资源互联互通的机制,但使用情况总体处于起步阶段,比如,在信息收集这个治理起点上出现断点,要么收集不到数据,要么收集数据不及时、不准确,整体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以重庆为例,部分区县就业局无法通过信息化手段准确掌握外出务工人员信息,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时,普遍压力较大。

(五)高度关注农民素质专业化问题。现代化农业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农民,其转型升级急需农业技术、市场、物流、文旅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当前,我国城乡整体差距较大,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社会精英整体单向流动涌入城市,“村庄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日益严重,农民素质整体不高。一是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共计约3.1亿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占比48.4%,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7.1%,大专及以上1.2%;而对比农业经营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占比47.0%,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19.6%,大专及以上8.0%,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整体水平。二是技能培训不足。关于重庆区县农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78.5%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获取从事农业生产所需技能主要依靠代际相传,从未接受过农业技术相关培训;18.8%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渠道主要是电视、广播,培训不系统,针对性、实用性较差。

(六)高度关注金融服务精准化问题。解决“三农”问题需要金融活水,而目前我国“三农”金融服务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是涉农贷款占比小、增速慢。从总量上看,2021年末,我国涉农贷款余额43.21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2.4%,增速10.9%,低于平均贷款增速0.7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全部涉农贷款中,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占比较高,直接支持农业发展相对减少,以重庆某行为例,2021年该行涉农贷款新增90亿元,其中普惠型涉农贷款、农户生产经营贷款新增仅为37.8%。二是农村金融机构“脱农化”尚未根本扭转。以重庆为例,近年来重庆金融机构存贷比始终维持高位,其中2021年为102.2%,但是在重庆区县,即使是渝东北三峡库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开州区,存贷比也仅为55.1%,这表明,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不仅没有反哺县域农村,反而扮演“抽水机”角色,把大量低成本县域农村资金转移到了城市。三是农村金融产品整体单一。主要是传统支付结算、存款产品,创新性贷款产品较少且“接地气”不够,比如普遍存在贷款门槛高、手续繁琐、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以重庆某行为例,该行针石柱当地特色农产品——黄连创新开发的“黄连贷”仅投放10户、贷款余额78万;针对涪陵榨菜创新开发的“巴渝榨菜贷”也仅投放70万元,与广泛的市场需求相比,杯水车薪。

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赋能”,怎样实现商业可持续的有效赋能,考验的是金融智慧

大型银行作为金融主力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责无旁贷,但不能狭隘理解为给钱,并以贷款多少论英雄。国有大型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是天然的职责和使命,怎样在振兴乡村经济中发挥支柱与导向作用,必须跳出传统的“被动给钱”思路,充分运用技术、体系、信息与实力优势,由“简单付钱”转向“智慧赋能”。

(一)突破传统金融瓶颈,赋能乡村信用体系现代化

长期以来,“三农”主体并不缺乏信用,而是缺乏识别其信用的评价体系。在农村,银行难以获取财务报表数据、担保、抵质押等传统授信模型所需的决策要素,因而“三农”很难从传统银行体系获得金融资源支持。“三农”现代化发展,需要银行跳出传统信用评价模式框架,构建能够准确识别、主动发现“三农”主体信用的评价体系,扩展资金投放渠道,可以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构建“三农”的数据中心。依托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技术,深化与政府、供销社等机构合作,深挖农业农村主体散落在政府、供销社等机构的数据,把这些数据作为信用评价的基础。建设银行引入土地流转、涉农补贴、农业保险、农资购销等农业大数据,用于客户身份自动识别和差异化信用评价体系建设,推出“裕农快贷”等针对性强的线上信用类信贷产品。例如,建设银行直连农业保险信息平台,获取已投保用户的保险金额和理赔金额等数据,据此精准测算用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况和资金需求,农户可在线上完成贷款全流程,获取纯信用类贷款。

二是科技赋能数据获取能力。与税务等高质量数据驱动的普惠性业务不同,涉农业务的数据基础较为薄弱,一些农业生产要素数据难以渗透到乡、村一级。银行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时,可能遇到数据样本不足等困难。建设银行运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土地测量及农作物检测,精准获取土地确权、农业生产等数据,高效为农户申请贷款增信。

三是创新“熟人社会”信用评价模型。我国农村“熟人社会”特征明显,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具有建立“村民互评”信用评分机制的基础。同时,配合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工作的深入推进,广大农村地区涌现出的“文明镇”“文明村”“文明户”,都可以成为信用评价的依据。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创新打造“裕农快贷(乡村信用贷)”产品,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决策,制定授信名单,为村集体认可的村民发放信用贷款。

四是着力发挥大型银行金融全牌照优势,走多渠道融资并行之路。农业产业化金融服务需求点多面广,必须跳出传统的银行业务视角,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多维度发力,积极推动或参与各地政府设立乡村振兴投资基金、承销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开展农机设备融资租赁、创新“期货+保险”服务等方式,克服多重障碍,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农业产业。例如,建设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为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等农业企业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协同建信期货、建信理财等子公司开展“资管+保险+期货”业务,为生猪养殖和苹果种植提供价格风险保障,充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

(二)创新乡村培训生态,赋能农民素质专业化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和长久之计。面对农业转型升级急需专业化人才,而农村短时间内难以建立专业技能培训体系的现状,银行应发挥资源整合者的作用,充分协调各方教育资源,以科技手段向广大农民开放。建设银行秉承开放共享理念,整合教育资源,创新专业培训模式,赋能农民素质专业化。

一是整合教育资源,打造开放共享的乡村培训新生态。截至2022年2月底,建设银行打造2531家“裕农学堂”扎根乡村,邀请政府、高校、研究机构、龙头企业等机构的农业专家,联动网点、村委、村小学、乡村医疗服务站、裕农通服务点等场地资源,开放“建行学习平台”等网络平台,开展金融知识、农技知识、电商直播、冷链物流等各类线上线下培训,累计推出“裕农通”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农业技术知识、资管惠民等系列课程279门。例如,围绕内蒙古农牧业特色,远程连线新西兰知名奶业专家,举办全球乳制品行业概览培训班,并依托“裕农学堂”向全区农民开放,赋能内蒙古奶业振兴。

二是努力提升培训的有效性。一方面,联动地方机构、企业等,持续开展送技术下乡活动并建立农技咨询服务机制,因地制宜为农民传授农业相关专业知识和技术,及时解答农民农业生产中碰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加强农民经营管理等知识培训,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激励农民持续自我成长。这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但也正是“格莱珉模式”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格莱珉模式”每周召集中心会议培训女性创业能力,普及金融、健康、子女教育、传统文化、环保等知识,本质上就是激发了女性群体的内生能力。

三是细分特色需求,打造特色网络平台。建设银行依托既有网络平台,联动政府、第三方机构等新打造的特色网络平台,分门别类推出学习资源。2021年9月,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联动重庆日报集团,成功打造国内首个农民专属线上综合社区服务平台“裕农朋友圈”,开创了“政府+金融+互联网党媒平台”新模式。“裕农朋友圈”设立裕农资讯、裕农金融、便捷乡村、农民夜话、田园牧歌、小康故事、乡村帮帮团等7个版块,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传达党的政策、传递党的声音,广泛邀请农业技术员、专家、达人、教育工作者、法律工作者,体系化开展“三农”公益培训等系列活动。

四是充分发挥乡村能人的示范作用。乡村能人是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力量。各类土生土长的乡村能人熟悉当地情况,拥有一定威望,深受群众信赖,在当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调动乡村能人大展身手,是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重要抓手和内生动力。建设银行积极支持乡村能人,创新打造线上“专家工作室”,支持村两委干部、农技人员、种植大户等乡村能人创建专属工作室,通过网上课堂传播知识技能。在河北省晋州市东李庄镇宿生村,建设银行为农技专家开设线上“专家工作室”,为全国慕名而来的学员进行葡萄种植管理技术培训,克服过去线下培训的时间、场地和课后跟进限制,助力其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三)促成产业链融合发展,赋能农业产业现代化

农业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发展能够创造就业岗位,增加“三农”收入,吸引人才聚集,有效化解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赋能农业产业现代化,银行需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满足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生产和金融需求,实现产业链条的融合和增值。

1.服务县域建设向乡村延伸。大型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县域机构一直处于撤减之后的维持状态,近年来虽然有所加强,但仍然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存在很大差距。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必须有一定的依托与载体,虽然金融科技进步可以实现不受物理网点限制的金融服务,但深入、及时了解农民需求(包括涉农企业需求),准确把握农村与现代农业趋势,县域机构具有不可替代性。

一方面,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天然载体。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中国一半左右人口居住在县域,5亿农村人口中的大部分居住在县域内的乡村地区。银行应发挥县域机构的作用,因地制宜、灵活调整信贷资金结构,支持县域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农业市场、物流基地、基本农田、村落分布等方面的统筹发展,服务提高县域对乡村的辐射作用,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业产业链的城乡联结和乡村延伸,推动优势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园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建立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另一方面,县域机构的资源配置重点不能仅仅满足于贷款规模增加多少,而是努力增加非信贷的金融服务资源配置,譬如围绕农产品生产与流通链条的市场信息与供应链金融服务,围绕农业生产资料供求链条的从核心企业到分散农户的供应链金融创新(譬如封闭式链条授信、封闭式链条风险评估、封闭式链条资金循环等),围绕种子、农机、农药以及农业技术研发,引进风险投资等金融服务,围绕强化乡村治理提供区域特色的政务金融服务平台等。

2.打造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新农具”。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水平较低,种植、养殖、加工、仓储、流转、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效率有限。深入分析农业产业链各经营主体的功能需求,搭建特色化数字农业平台,为农业生产打造科技“新农具”,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链标准化、数据化、可视化、可溯化,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创新搭建寿光建蔬菜智慧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蔬菜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服务。在大棚,蔬菜平台的“智慧农场”功能帮助菜农远程监控棚内生产要素、管控物联网设备。在市场,蔬菜平台的“蔬菜终端交易系统”整合电子记账、支付结算、菜价资讯等功能,同时向县、乡、合作社等层级开放蔬菜交易信息查询账户,促成交易和交易监管的高效、透明、便捷化。交易后,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的“蔬菜追溯展示系统”,进行从田间到餐桌的可视化追溯,确保蔬菜质量。全链条的平台服务,也帮助山东省分行积累了大数据基础,并以此融入金融服务场景,如创新“菜农惠”贷款产品,根据蔬菜产业数据向蔬菜合作社发放信用贷款,直接支付菜农菜款。

3.着力支持龙头企业全链条发展,促进金融服务扩面增效。针对农村分散化、小额化、季节性等融资需求,依托供应链金融,开展批量金融服务,可实现节约成本、提升效率、防控风险的平衡。要把龙头企业作为金融资源注入的对象或者资金流、信息流管理的核心,通过龙头企业发展进一步带动农户发展。

其中,银行既要“融智”,助力龙头企业规范财务核算,健全财务治理,为获取金融支持创造条件;又要“融资”。一是积极支持龙头企业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应用高新技术进一步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公司竞争力。二是围绕龙头企业拓展上下游客户,将服务延伸至生产加工、物流运输、销售经营、售后服务等农业全产业链环节,逐步覆盖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民营林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三是加强农业产业链特色生态场景建设,以适配的创新产品,打通产业链循环。以建设银行湖南分行为例,为解决生猪稳产保供的问题,团队搭建“生猪监管平台”,创新抵押担保方式,推出“生猪活体贷”,通过给生猪打上二维码耳标,实现对生猪全生命周期价值传递和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闭环监管,解决养殖场户生猪活体资产难以评估、确权、抵押和监管等问题,获农业农村部在全国推介。

4.支持农产品商贸网络建设。虽然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了全面胜利,但一些乡村刚刚脱贫,区域内的农业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有限,物流配套设施不健全,农产品流转和销售存在困难。完善农产品物流、销售、消费、市场设施,有助于改善乡村消费环境,实现农产品消费升级。建设银行持续打造“裕农优品”平台,助力优质农产品销售,建立农特产品销售体系。如江西省分行依托“善融商务”推出“裕农优品”专区,汇集“赣字号”优质特色农产品,并在南昌、赣州和上饶等多地开展春耕系列优惠主题活动,助力农产品推广。同时将优质“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打造为“优品驿站”,作为农产品进城的集散中心、活动中心,工业品下乡的展示中心、配送中心。

(四)发挥信息中介优势,赋能农业经营组织化

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才能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主体支撑和体制基础。推进农业组织化改革,并非只有政府部门才能有所作为,建设银行作为国有大行,也在积极探索利用自身撮合优势,从侧面助力农业经营组织化变革。

一是在“引入”上下功夫,撮合更多城市现代企业进入农村。城市先进企业的组织模式,对于提升农业经营组织化水平有事半功倍的作用。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广泛连接社会资源的优势,积极为有志于进入农村市场的企业提供项目、信息等撮合服务,助力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乃至农业现代示范区。

二是在“提升”上下功夫,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向组织化迈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提升农业经营组织化的重要路径。当前,我国一些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依然薄弱,个别地区甚至出现“有集体、无经济;有经济,无经营;有经营,无效益”的被动局面。以重庆为例,重庆先后4批次承担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从2016年起开始发展村集体经济,但直至2020年上半年,集体经济“空壳村”占比仍超过20%。具体到村庄,即使是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重庆南川金龙村(该村2017年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2019年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近3年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也仅30万元左右,不足全村总收入的1%。整体而言,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好,不能说政府不重视,也不是村民不支持。在政府层面,中央对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设定了明确的时间截止线,各级政府动力充足;就村民而言,集体经济先进典型示范效应明显,村民普遍能够认识到发展集体经济的好处、基本都不反对。调研显示,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好,具体原因千差万别,但金融缺位具有一定共性,金融作为国之重器,应该进一步发挥支点作用,在资金、市场、人才等方面综合助力,持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是在“融合”上下功夫,持续深化与供销合作社的合作。供销合作社是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既具有知名企业的市场属性,又具有政府管理属性,与普通企业存在显著的差别。以重庆为例,近年来,重庆深入推进供销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社“三社”在组织形态、生产经营、利益联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科学而有效融合。融合后的供销社,除承担产品供销职能之外,还积极为现代农业提供专业技术服务、涉农金融服务,实质上已经成为农业经营组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建设银行通过与供销合作社开展深层合作,以善融商务对接供销需求,以金融服务助力资金循环,以“裕农通”综合平台赋能产业链和供应链,有效提升了农业组织现代化水平。

(五)助力美丽乡村建设,赋能乡村现代化治理

除了收入和职业发展因素,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严重落后于城市,是我国农村人口流失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甚至优于城市。例如,新西兰的教育和医疗都由中央政府垂直管理,教师和医生适用于全国统一的从业标准,叠加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村镇独具特色的地理风貌,许多业界人才甚至更愿意在乡村工作。对此,银行应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切入,助力打造宜居、优居的乡村治理新生态。

1.构建金融生态思维,赋能农村环境宜居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是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重点短板,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助力乡村振兴,建设银行结合自身优势主动下沉,聚焦农村环境宜居化,全方位加大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一是保障基本民生,大力支持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配合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保障水、电、路、气、热、物流网络、信息通信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资金投入,积极介入市场化运作的农村基础设施重点项目。二是弥补关键短板,大力支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以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农村科教文卫设施建设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县城和中心镇新建改扩建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支持建设县级医院、县域紧密型医共体。三是打造美丽乡村,大力支持乡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农村人居卫生条件改善和村庄面貌提升为中心,积极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积极支持符合标准规范的无害化卫生厕所新建、改造以及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积极支持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以农村自然、人文、历史等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带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促进农村传统文化遗产保护。

2.科学治理,赋能农村治理科技化。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个性需求多。银行参与乡村治理,只有不断深入农村,延长服务触角,了解农业,读懂农民,正确认识城市与乡村治理的差异性,才能真正发现并解决乡村治理的难点痛点。对此,银行要始终坚持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当地政府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其统筹规划、资源划转等职能无可替代,是了解和影响乡村事务的最主要力量。银行应以政府“帮手”的角色介入,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携手政府探索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同时,银行应避免局限于短期利益,从农业经营者中直接赚取利润,而是要放眼长远,正确对待乡村服务中投入产出短期难以平衡的现状,从丰富平台功能、完善生态场景、促进用户活跃等角度出发,持续做好乡村振兴参与主体的整合,最终在整合中源源不断从渗入乡村的各类资金、资源、企业中获得衍生收益。

近年来,建设银行主动走进田间地头,下沉金融服务,结合线上平台建设,打造乡村全场景服务体系,助力当地政府有效弥补资金、生产、治理、便民服务等方面短板。

一是与村两委、供销社、卫生服务站、小超市、退役军人服务站等群众服务场所合作,共享共建“建行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51 万个,覆盖全国80%的乡镇及行政村。其中,与“村支两委”合作共建服务点占比37%,充分借助村干部扎根农村、熟悉农民的优势,更好发挥服务功能。在线下服务点承载基本金融服务和政务服务的基础上,建设银行打造“裕农通”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依托“裕农通”APP等电子渠道,突破线下服务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为农民办理定制的、更为综合的金融服务、便民事务、智慧村务、电子商务。

二是推动智慧政务服务下沉到乡、村,激活乡村生产要素流动。协助政府做好农村“三资”监管平台、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智慧村务综合服务平台、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等的建设和拓展,以“三资”监管平台实现对农村的“三资”收支管理、财务管理、村务公开,以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引导农村产权阳光化交易,以智慧村务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村务管理标准化,以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产,有效支持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END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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